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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实践及经验启示

[摘要]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不仅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而且还开创了红色金融事业。总结党领导红色金融的文韬武略,为现代金融事业提供经验借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红色金融 中国共产党 实践

 

红色金融,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建设的金融事业。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是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这里创建井冈山、中央、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开创红色金融事业,为党的金融事业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金融主张及探索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金融主张。1924年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时,针对“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负债终身”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应由“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办法。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明确:“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1926年《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强调“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超过二分五厘”。1927年毛泽东在《对农民宣言》中将“农民银行列为专条,并定以年利5%贷款与(予)农民”,提出“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

 

1925年至1927年,粤、湘、鄂、赣四省农民代表大会先后作出决议,湖南提出“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利息贷款给农民”;广东、湖北提出“确能谋贫农间金融之流通而减轻其借贷之利息,以抵制地方土豪、地主等高利贷”;江西规定“最高利率不得超过20%”,“废除父债子还制度”。浙江萧山,湖南衡山、浏阳、醴陵,以及湖北黄冈、麻城等地农民协会,先后创办一批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和信贷活动,直接为农民服务,帮助解决资金困难,在红色金融发展中起到开拓先锋作用。

 

在江西,党领导武装暴动风起云涌,有条件的地方相继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红色金融与此相伴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华苏维埃革命事业的重要部分。

 

1928年东固革命根据地形成,涵盖吉安、吉水、兴国等5县交界地区,创造独特的斗争经验,被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陈毅谓之为“东井冈”的红色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经济封锁,东固区委发动群众成立东固平民银行,印发第一张纸币。由于坚守信用,很受群众欢迎,有的妇女甚至把陪嫁的手镯、项链、耳环等首饰送往银行作为存款。东固平民银行是红色政权的第一家银行,是中央苏区最早的银行,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改组为东固银行,成为区域性银行。

 

1930年赣西、赣南根据地连成一片,地跨25个县,横断江西半壁河山,敌人调集军队发动了“围剿”。为了反“围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通令:“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同时财政部为着要使金融有广泛的流动,使我革命群众与红军在经济上有绝大的充裕,因此发行钞票一百万元”。按照通令之要求,江西工农银行先后发行4种“暂借发行券”、铜圆票投放市场,群众踊跃购买,使红军获得给养保障。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国家银行,它是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三朵苏区金融奇葩孕育而生的结晶。

 

以赣南、闽西苏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次年的2月1日国家银行成立,之初仅行长毛泽民、会计、记账员、出纳员、兑换兼杂务5人,注册资本20万元,办公只是一间民居,金库是10平方米的柴房。这家“袖珍银行”,承担起了建立苏区财政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的历史重任。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货币发行,在中央苏区实行统一的金融、货币政策,保证了市场物价和金融秩序平稳有序。为加强金融管理,国家银行建立国库制度,直接对国家所有现金收入、保管、支出等事宜实行管理。同时还建立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打破了以外商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以钱庄(银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机构三者构成的旧式金融体系,开启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

 

各苏区遵照临时中央政府指示,将各自苏维埃银行改组为国家银行分行、支行,执行中央各项金融政策,以支持苏区各项建设。信用合作社作为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在各苏区竞相发展,不仅填补国家银行的空白区,而且在推进各项经济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红色金融体系的创建

 

革命根据地创建后,都把打击高利贷、废除封建性的债务作为土地斗争的重要任务。各根据地制定相关政策,有力地打击了封建高利贷剥削,动摇了反动的金融体系基础。

 

廢除封建高利贷之后,苏维埃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区“招集私人股金创办信用合作社”,做到“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赣南各区、乡都办起了信用合作社,以帮助贫困群众生产和生活。1930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宣布本府成立及政纲》中提出:“政府帮助贫苦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借贷合作社。”1931年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重视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先后颁布《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自此开始,包括信用合作在内的合作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社员购买生产资料或其他急需用途而资金紧缺时,由信用社提供短期低息贷款,及时解决群众资金周转困难,振兴了苏区经济发展。

 

建立自己的银行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东固平民银行、东固银行、江西工农银行,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省工农银行,万载、修水、铜鼓等县工农兵银行,苏维埃国家银行以及各分行、支行,创建了党的红色金融体系。苏区银行聚集资金以支持财政,筹备战费以支援战争,发放贷款以发展生产,扩大赤白贸易以打破经济封锁,为苏区建设作出贡献。

 

国家银行成立前,苏区金融市场比较混乱,流通的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圆票,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圆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以及白区银行、商会、钱庄发行的票券等,此外还有军阀、土豪发行的杂币,无疑予敌破坏苏区金融之机会。第一次全苏大会《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指出:“为着实行统一币制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代征税收”。

 

根据临时中央政府授权,国家银行采取银本位制,发行国家统一货币,创立货币制度,稳定苏区金融环境。为了保证国币的信用,临时中央政府准备了充足的银圆,并规定银行不得拒绝国币的兑换。从1932年8月起,国家银行陆续在赣南、闽西设立一些兑换处和代兑处,在会昌等地设立收买金银处。由于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国币信用较好,币值也很稳定。

 

在工作中,毛泽民认识“驱逐劣币,回收杂币,禁用外币”的重要性,毛泽东亲自过问驱逐劣币、打击假银毫的斗争,研究制定相关政策。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發动群众,广大民众听从政府号令,自觉维护苏维埃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国家银行及临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了系列金融财政法规法令、政策章程,确立红色政权统一币制的基本内容,为这一币制的实行提供法律保障。

 

只有建立独立的货币制度,才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银行成立后,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铜圆票全部收回,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银圆票流通一段时期后也逐渐收回。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省苏银行改为国家银行分行,并在部分县设支行。这些省苏独立于中央苏区之外,仍然独立经营,发行自己的纸币流通,但县支行没有纸币发行权。国币发行,货币统一,稳定了苏区金融秩序。

 

为筹集建设资金,苏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大力吸收群众存款,动员社会资本投入生产一线。苏区银行吸收的,主要是财政存款、机关企业存款和为数不多的个人储蓄存款。国家银行设立储蓄部,开办了定期、活期和零存整取三种储蓄业务。

 

为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发展苏区经济,国家银行代理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178万元,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此次发行的300万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费用”。湘赣省苏“为发展革命战争起见,特募集公债以充裕战争经费”,发行“革命战争公债”8万元,后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5万元,还补发经济建设公债20万元,用于对外贸易、粮食调剂和帮助合作社。闽浙赣省苏“发行十万元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公债”,其中80%作为战争经费,10%用于经济建设,10%用于救济避匪的革命群众。1931年到1934年,闽浙赣苏区发行近100万元纸币,大部分用于支援革命战争。

 

国家银行总行开张后,还承担建立苏区财政金融制度的使命,接受中央财政部的全部库存,代理金库业务。在代理税收时,从实际出发制订各项税收制度,实行低税率政策,主要征收农业税(土地税)、商业税和工业税。为了促进赤白贸易的开展,对于苏区紧缺的工业品,比如食盐、药品等,还免征进口税。统一累进税的征收,使根据地的财政逐渐走上正轨,取消了红军筹款任务,使红军能够全力进行革命战争。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金融也走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红色金融的经验启示

 

中国现代金融事业,是一项承载着历史与未来、艰辛与辉煌的事业,难以预见的风险考验很多,需要继承革命传统,焕发战斗精神,去夺取新的胜利。

 

一要坚持党的领导。红色金融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金融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只有掌握金融事业,握紧属于自己的“钱袋子”,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才会开辟革命新天地。中国特色金融事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握金融工作方向性、战略性,以务实的态度、创新的思维制定金融大政方针,坚持和完善党管金融干部的原则,不断创新现代金融理论,优化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增强破解金融难题的能力。

 

二要坚定理想信念。从第一家红色银行开创,到国家银行的诞生;从各苏区银行、造币厂等红色遗迹,到流传至今的各种铸币、纸币、债券等票证;从发行纸币、存款放款、代理业务,到建立新的金融体系等,无不体现共产党人坚守信念、追求真理的崇高境界。建设现代金融事业,做好新形势下的金融工作,同样需要理想、信念、纪律,同样需要志存高远、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

 

三要秉持为民情怀。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分得土地的老百姓,缺乏生产资金时,红色金融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解决困难。秋收后,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交土地税。他们还要求提高税率,以支援战争经费。为支持红色金融工作,他们购买公债,踊跃入股银行或者加入合作社。建设现代金融事业,必须把群众的满意与否当做最高标准,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必须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为人民服务中实现金融事业新的飞跃。

 

四要勇于开拓创新。在一次前方来款中,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包现洋的纸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受这张单子启发,他们制定苏区银行的金库条例,设计国家的财政金库制度,还制定财政部的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等制度。红色金融工作者这种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品格,最终铸就了苏区金融事业的业绩。现代金融事业,面临诸多艰难险阻,更需要激活党和国家与生俱来的“敢闯新路”的特质和精神,鼓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豪情,勇敢克服前进路上的各种困难,努力开创金融事业新的辉煌。

 

五要敢于担当责任。开展“节省运动”,银行、造币厂、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免发工资,节约每一个铜圆支持革命战争。行长毛泽民经常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背上装有衣服、笔墨、账簿、算盘的背包,下乡办公,筹款筹粮。同志们笑谈:“毛行长的办公室打在背包里。”就是这样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成就了苏区的红色金融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金融工作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必须继承革命优良传统,汲取深邃的历史经验,谋金融发展之道,举金融兴国之策,走金融强国之路,谱写金融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张书成,许炳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3]罗开华,罗贤福.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4]丁国良,张运才.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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